我认识一位在某直辖市读有机化学研究生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转博，不过以他的基础和水平，估计没什么问题。
他们课题组很大，大老板是院士。小老板带他，算是年轻有为，勤奋刻苦。研究方向是基础有机方法学。
课题组要求每天早上8:20上班，晚上11点下班，午休和晚餐各一个半小时。一星期要上六天半的班，只有周日晚上可以休息，周天白天按正常作息上班。实验室24小时视频监控，探头全自动旋转，老师在办公室专设一台电脑随时看两眼。每天要打6次卡，上班下班各三次。
这已经够苦逼了，我听着都心疼——比我还辛苦。
问题就出在课题组要整理药品。对有机化学的学生而言，药品库非常重要——想象一下，如果做实验的药品随便摆放，怎么都找不着，你会有多抓狂？
本来老师在组会上已经说明白了：要在下下周一把所有药品系统地整理一番，工作完成后才能各自做实验。可是下周六，老板却突然改口：必须在周日晚完成药品整理。眼见唯一的休息时间——周日晚上被剥夺，而且一晚上根本干不完，学生们就与老师协商，最后老师同意继续在周一整理药品。
他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师会出尔反尔，不想占用正常工作时间整理药品库？
我说你别急，完全是小事情。老师能听学生的协商，就算十足好人了。真遇上无良导师，信不信你比被当年军警打成残疾的工人还惨。
最新的消息是，他们组的暑假延迟到九月。9月8日到9月13日，一共五天。想到我们暑假好歹将近两个星期，其他组还有放一个月的，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高强度、高时长工作，为什么成为了天坑专业的常态？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半个学徒，这问题也让我很意外。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脑力劳动者逐渐失去了对无产阶级的认同感。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重视的问题。
教授们手下的实验仪器、药品和设备都是国家资产，并不为导师个人所有。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他们与广大硕博士一样，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无产阶级的认同感。
博士、硕士毕业之后，总会自视甚高，表面上尊重环卫工和做煎饼果子的大爷，实际上想的是：我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从事这些“低贱”的职业。因此，当新闻揭露辛苦扫地的环卫工家里有600万拆迁补偿款，煎饼大爷家里六套房子收租的时候，脑力劳动者们都会难以接受。
煎饼大爷很辛苦，但至少手握生产资料，而且从事着真正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相较之下，被毕业卡着脖子的广大硕博士，恐怕从事着异化的劳动。
资本将劳动异化成了强制性的肉体折磨，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自觉，而是生存。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的最明显表现是：只要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所以，真正爱热爱科研，为科研投身的博士数量不多。反而有相当多的博士生活在痛苦当中，无论是课题无进展还是对论文没信心，压力来源归根结底都是老板。一旦毕业，又有多少博士忙着逃离科研？
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这也就解释了：同样是科研，为什么逼死的只有学生，没有导师？
有恒产者有恒心。老师再怎么折腾，文章都会挂在本课题组的主页上。教授们不直接参与价值的创造，但学生的劳动成果——论文，却署上了老师的名字。成果的确能让学生毕业，摆脱“枷锁”，但获利更多的是谁呢？
导师们给硕博士的回报，与硕博士付出的劳动成正比吗？抑或者文章被扣，补助也不发，根本没有回报？
恩格斯说：
资本家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乎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资本家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1%，好像这就给无产者有了什么天大的好处似的。
导师们会这么想：我让你毕业就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又没让你喊爹。
硕博士是给老师打工的，还面临着养家糊口、成家立业的难题。劳动成果被占有后，正向的反馈和激励变得更不可能。如果不经调整，很快就会陷入低迷和消沉，彻底失去一开始的激情。
从小到大，我们笃信“勤能补拙”：足够勤奋，一定能获得相应回报，但科研并非如此。
事实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脑力劳动者的出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变得模糊。脑力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又自食其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又使脑力劳动者向资产阶级的消费观和价值观靠拢——不买辆好车，再在一线城市买房安家，怎么体现出博士学位的金贵呢？
这就让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倍加鄙视。这种鄙视不仅指导师、硕博士为主的知识分子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也指“上岸”的导师们对硕博士的歧视——现在还没有文章，都怪你自己不努力。
被逼自杀的博士们的导师，基本都是只让马儿跑，还让马儿不吃草。
“自我实现”没毛病，前提是课题组补助总得给足。总不能打着“再分配”的旗号，搞“羊毛出在羊身上”吧，总不能让学生把补助打到导师私人账户上去，或是强迫学生捐出年终奖当做“论文奖”？
加班工作也没毛病，前提是学生的论文要及时给出修改意见，平时也要指导课题进展，跟学生讨论。总不能各种理由压着文章不发，总不能自己只搞行政，没时间指导学生，总不能学生提什么想法都是否定、否定再否定，最后撂一句“你读博还是我读博，怎么做？自己想去”？
硕士和博士图个什么？图的是拿到成果赶紧立业，图的是拿到应得的补助。图导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图导师能多陪家人，以后不后悔？认个爹，过年不仅有压岁钱，还不用返给长辈。
资产阶级，也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或者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为无产阶级规划了非常美好的愿景，并且让一小部分人——大学教授们——尝到甜头。具体说来，就是海量的科研启动资金，丰厚的报酬和“安家费”，直接聘为教授，提供车补、房补、周转房，解决子女就读和配偶工作等。
这些甜头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无疑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真正聘为教授的人毕竟少，因此资产阶级只需要一点小恩小惠就能吸引无数无产阶级相互倾轧。更重要的是，少数无产阶级的“上岸”使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得以广泛宣传、夸大，大学教授们退化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传教士”，继续诱惑不明真相的无产阶级在不知不觉中认同并践行着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
这就是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为无产阶级营造的虚假自由。嫌化学没前途，老板太压榨，学术界“不干正事”？你可以不读博士，不学化学嘛，可以换导师、转专业！当年进课题组的时候不挺开心吗？
可笑。无产阶级要是有足够的议价能力，那还叫无产阶级吗？
恩格斯说：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他们要么雇佣于这个资本家，要么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对工人而言，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是徒有虚名的。
阶级身份的改变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更不是靠发发论文就能赚到的。但是大学教授们认为自己已经“入了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转而用更残酷的压迫对待学生——还没尝到甜头的无产阶级。这些被资本主义蛊惑的大学教授，姑且称之为“异化”的导师。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课题组。
为了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会采用两种策略。
其一，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绝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其二，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缩短工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
实际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有两条核心观点：资本家主要通过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赚取利润；只有工人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其他生产要素及商业、服务业等非生产型行业的职工都不能创造新价值。
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凡是“正经”一点的有机化学课题组，每天要求学生工作14小时，一周工作6天半？这不就是强迫学生延长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吗？
再者说，无论是评职称、评面上基金或者入选人才计划，导师都需要论文作为硬通货。论文便是新价值，而且只有学生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导师的其他工作，比如匿名评审博士论文、为国际期刊审稿、担任各种职务等，都属于不能创造新价值的非生产性“行业”。
于是，我们便能解释朋友的疑惑了。整理药品虽然重要，但毕竟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导师为了创造价值，就不会允许整理药品占用正常的工作时间，哪怕半天也不行。
也就是说，导师被“异化”了，只是还没达到逼死学生的严重程度。
有些教授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充满了忌惮。他们也学会了资产阶级的诡计——把阶级矛盾转移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挑拨无产阶级内斗。
看过很多论坛帖子，无良导师最看不得学生之间处好关系，喜欢故意破坏和谐氛围，以指使、强迫他人为乐。部分学生在高压环境下相互猜忌，相互揭发，甚至帮着导师琢磨怎么装探头能更完整地监控整个实验室。“异化”的导师着手于“异化”自己的学生。学生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导师越“异化”，被迫自杀的学生就越多。跳楼的博士们看似选择无数，其实死路一条。
悲惨的是，为了保护工人不受过度剥削，各国均设立了《劳工保护法》和《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可是，有哪条法律明确规定：硕士和博士的劳动成果不被导师非法扣押或非法占有，规定硕士和博士的基本工作时间呢？
工人阶级之所以有法律体系护身，是因为工人在历史上靠罢工和武装抗争与资本家对抗。而且，工人离开工厂，还能在下一个工厂找到工作。但是，硕士和博士就指望着学历混碗饭吃，可能通过罢课、甚至休学与老师对抗吗？完全不可能。学生要是毕不了业，今后的人生路线会被彻底打乱。
导师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资本家被全部打倒，工人可以接管工厂，这叫“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比过去干得更好。可是没有导师，课题组就散了。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才使得原本能激起无产阶级联合反击的残酷，反而成为拥护现行人才培养体系、巩固导师权利的兴奋剂。从某种程度上，“天坑”不仅是“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挤破头也要进去”的围城，更是别无选择的无奈。
所以，博士跳楼自杀层出不穷，实际上是法的缺位，或者说法律执行力度的缺位。人毕竟不是机器，劳动力和创造力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如何限制导师的权力，无疑是全国、全世界立法者和高等教育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有趣的是，化学研究更像是体力劳动，学生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实验操作，过柱子、开反应等，随便找个高中生或中专生，培训几个月就能做到。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实验室就是当代的血汗工厂，通风橱和药品就是生产资料。通风橱前的博士生，就是百年前纺纱机前的工人，或者千年前面朝土地的佃农。
学生自身努力与打破剥削、反对不公是不仅不对立，反而是高度统一的。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对于硕博士而言，他们或自觉或被迫的践行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努力成为被资产阶级异化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导师，对所有不肯被压迫，不愿意加班的学生施以白眼：我们都这样，凭什么你不这样。“从来如此，就是对的”。
于导师而言，他们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创造规律，沉迷于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对学生施加压迫。有些将其美化为“接受正规的科研训练”，还有更多搬出封建大家长的那一套，毫不掩饰。
所以，脑力劳动者失去对无产阶级认同感的现状，同时出现在导师和学生身上。前者努力剥削被压迫者，后者努力成为压迫者。然后奴隶成为奴隶主，挥刀砍向更弱者。
如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变得更隐蔽、更残酷。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差别。脑力劳动者的疯狂加班不会换来资本家的怜悯。
某种程度上说，科研领域的无产阶级们已经迷失了自我。与其为自身权利团结奋斗，反而争相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身依附和精神簇拥。更多的无产阶级，在不自觉中沦为依附，为资产阶级辩护。
想当年，无产阶级认为工厂的纺纱机是罪恶的源头，于是团结起来砸碎了纺纱机；后来，无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是罪恶的来源，于是抛头颅、洒热血，与资本家对抗，最后立法保证自身权益。如今，想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
少数无良导师可能不怕学生直接把药品捣毁，或是摧毁实验仪器——生产资料，不然学生们也没法毕业。难道他们就不害怕被学生手中的尖刀刺穿心脏吗？
导师高傲地说：我给学生提供了读书的机会，还是能发高影响因子论文的机会，居然还不珍惜？
其实，要不是学生们忘我的工作，导师哪有今天？